读《大国大城》:国家和城市的规模效应

已经忘记了是在哪个年度书单上看到这本书,我一直对城市化的演变规律感兴趣,就买来读了一下。后来发现真的很不错。这本书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讲案例、讲故事的书,而是有一些实证研究在后面做支撑的,加上对作者常年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积累,能够深入浅出的把中国城市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讲清楚。

我相信的是,如果客观规律在那里,不管政策如何制定,未来一定会流向那个方向。正如作者在扉页上写到的: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

我越是相信,

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

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下面的笔记部分是摘抄,部分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总结。图片拍自原书 ,质量不好,请大家去购买支持原版 吧。国家和城市存在规模经济 本书一开头就用欧洲碰到的“欧猪五国”问题开始。欧盟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整合了多个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中小型国家,用统一的货币、自由的贸易和开放的移民政策,使得在欧盟内部形成了一个更具规模的整体。这个整体在统一性上当然还不能和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相比,因为各国的在政治上仍然独立,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已经向理想情况大大的迈进了一步。作者认为,一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也就是说,“国家”(也包括经济体)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率越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9 页):

大国可能借助规模经济发展“战略性”产业; 技术创新:市场规模大,足以容纳众多的细小技术创新; 提供更丰富的公共品,比如:卫星导航系统(用了中国研发“北斗”的例子); 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 大国的主要问题(成本)是因为国家规模扩大后带来的管理问题(成本),国家规模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

欧洲碰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存在的各国之间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造成了尽管边境开放,但人口并非处于充分、自由流动的状态,二是在各国经济存在差异的前提下,统一货币使得各国政府丧失了通过自主的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用欧洲的问题来分析中国:尽管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但从生产力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来分析,存在几个问题(第 16 页):

劳动力:户籍制度构成了跨地区流动的限制; 土地: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限制了土地用途; 资本:中央存在“项目审批制度”,地方存在“跨省投资限制”。 也就是说,中国还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规模经济,在内部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割裂。

城市化和人口集聚是全球规律 发达国家的人口集聚程度大于欠发达国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生产要素的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收入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入的均等化。衡量的依据应该是人均 GDP 而非地区 GDP 的总量。

从产业角度看,有些产业的产出受到某种难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约,比如:农业受到土地的制约,旅游业受到景区面积的制约,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回报),就必须减少人口。一个地区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取决于它的比较优势,有的地方适合发展需要人口数量较大的产业,有的地方相反,相互分工,共同富裕。

解决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是什么?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都在农村,是不是应该把资源投给农村呢?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最重要的途径,那么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发展农业的首要制约因素是耕地面积,不可能无限制增加,农业人口减少,人均产出(回报)才能上升。而制造业和服务业则可以通过资本投入进行增长,不断的创造就业。

密度(Density)对发展经济非常重要,有三个效应:Sharing(共享基础设施)、Matching(更容易招人)和 Learning(劳动者互相之间的学习)。

3M,即 Time、Grime 和 Crime 是城市规模不断增长的制衡。只要能把这三个因素控制住,城市就会更加宜居,规模就可以不断变大。

中国的问题:市场和政策相冲突 中国政策的纠结:一方面要用市场手段,另一方面又在限制大城市规模。城市化的基本问题的农民进城务工问题。限制城市规模,特别是通过限制外来人口的行政手段,实际上是限制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的地方流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例子就是:向中西部倾斜大量财政补贴。

问题在于,是全国各地的城市采取同样的步伐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还是在生产效率更高的地方以更快的速度来推进城市化?从经济的长期增长来说,显然是后者。但是,中国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制度却对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形成了制约。当前的情况是,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反而建设用地指标更紧张,大量中西部城市(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却是又用地指标而缺企业。至少应该允许东部城市向中西部购买这个指标,在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的地方发展工业、创造就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随着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2011 年 3 月的《经济学人》发表“地区差距:差距经济学“(Regional Disparities: Gaponomics)提出:对于英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关键不是要补贴,而是要实施两项政策:使人口自由流动,加上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中国地方政府却没有积极性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还在争论要不要让外来人口市民化,特大城市还在用教育的歧视性政策排斥外来人口。

大城之解 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模式:

带来生活的便利性(体现在房价上)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 “窄马路模式”可以更好的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提升消费和生活的便利性,提升空间商业效率,Jane Jacobs 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也是讲的这个道理。 服务业对低技能人才的需求驱动规模的增长。 全球趋势:

密度与工资:密度越高,工资越高。 人往高处走:周围人的教育水平高,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学习效应出现,高技能人才集聚。 港口与工资:港口附近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较低,企业出现集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工资。500 公里是一个临界值,可能是城市规模的边界(之后距离增加,工资不增长,或缓慢下降)。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超出这个全球范式。国家规模和首位城市:一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规模高度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 1%,那么首位城市的人口增长 0.76%(142 个国家样本回归)。以此推断,上海(中国的首位城市)的人口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预估 2040 年,上海的人口在 3000 – 5400 万之间(第 200 页)。

环保问题:通过大城市高密度的基础设施投资,高效率的利用空间和能源,减少污染。纽约 79%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楼宇,全美平均是 32%,反过来看,纽约的尾气排放污染更低。Vermont 州的人均用电量是纽约的 4 倍,人口只有纽约的 13 分之 1(Neo:这个还是要看 Vermont 主要的产业)。

对中国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多渠道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财政改革,中央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需要更加倾向于人口流入地,使得公共服务供给和吸纳人口数量相匹配。 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人口集聚有可能提供更有规模经济、更高效的环境治理。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新能源、监管和税收政策的使用等,管行为而不是管人(比如:治理群租的方法应该是对出现负外部性的行为进行征税或者罚款,而不是把人赶走)。 职住平衡,一部分就业疏散到郊区(可能会出现市中心人口下降,提供部分廉租房或中小户型给低技能劳动者)。 PS. 感谢你耐心的读到这里。这么长的文章,这么枯燥的讨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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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http://www.zhihu.com

作者: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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