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

这是本专栏的第 24 篇日记

标题“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来自于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

Offsetting Behaviour: 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

这篇文章介绍了新西兰200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法案的内容包括这样两条:

其一是,捐精者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偿,比如最多只能报销到诊所的车费,而不能获得误工费等因为耽搁时间而造成的损失,即使捐精所需的医学测试和询问过程非常耗时。

其二是,捐精者必须同意,其生理子女在达到18岁时可以要求获知自己的生理父母是谁。

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捐精者人数显著下降,同时同性恋人群和单身女性申请精子的数目大幅上升,造成了严重的精子短缺,这就是作者所谓的“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

之所以说这件事predictable,是因为这是一个刚学过经济学原理的同学就能发现的问题:一方面,政府此举的原本意图是提高捐精者的门槛,结果是精子的质量会相应提高,需求必然增加;另一方面,捐精者需要放弃补偿和匿名性,势必降低了他们捐精的意愿,供给必然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短缺就发生了。

短缺之后,又该怎么办呢?作者提到,新西兰政府面对精子短缺的处境,正在考虑引入外国的精子。然而,外国未必实行了新西兰这样的准入政策,如果真的引入外国精子,新西兰的这项法案提高捐精者门槛的意图就名存实亡了。

同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了一次。比如,美国的新一任当选总统特朗普,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发展,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把打算流出海外的工作留在美国,于是就出现了下面这篇博客:

An open letter to America’s CEOs

作者以一种戏谑的角度表达了他对特朗普这项政策意图的预测:假如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正在考虑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建设一家工厂,本来两地之间的工作可以自由流通,那就只需要比较两国的工厂候选位置的经济发展状况或者薪资水平等等就可以了;然而,如果现在特朗普要求美国的工作必须留在美国,那么对你来说,把工厂建在墨西哥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时局变化,你还拥有把工厂从墨西哥搬回美国的可能,却永远不可能把工厂从美国搬到墨西哥。结果是,美国确实不会再“丧失”工作了——因为那些工作都被提供给墨西哥人了。

当然,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也未能免俗。我在之前的专栏文章中曾经介绍过乌云事件:

关于网络黑产的一些零碎

回到乌云的例子上来,即便我们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认为乌云上只有戴着白帽的黑帽,提交的漏洞都是他们自己用过的(当然这并不是事实,不过我们这里只是假定最极端恶劣的情况),但是别忘了,无论是用之前还是用之后,网站可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脱了个精光的。现在把乌云掀了,有关部门和有关网站大概会有一种把所有黑客都掀了的错觉,不好意思,你们只不过是逮了几个倒霉撞枪口的和负责天塌的时候顶一下的(比如乌云的高管),黑客不管有没有乌云,该找漏洞还是找漏洞,该脱库还是脱库,本来有乌云的时候,黑客为了积攒点正面形象,也许就发到乌云上赚点吆喝,甚至可能赚点奖励,这样网站好歹可以亡羊补牢,现在没有了乌云,黑客就算用完了也不会告诉网站他干了什么,说不定他还恶趣味给网站多搞出几个漏洞方便后来人呢。此时我们的目的A是抓黑客,目的B是保护网站的信息安全,突袭乌云这种为了目的A而置目的B于不顾的做法,中国古人通常称为“杀鸡取卵”。

顺带一提,这里有一篇颇为有趣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个观点:

How Facebook buying black market passwords keeps you safe

最后再来一个欧洲的故事,来自@Kshir Sagar :

瑞典在八十年代曾经尝试收0.5%的交易税。专家预测这个税能带来每年15亿的财政收入,实际带来五千万财政收入,基本相当于没有税收收入。这是因为预测是根据收税后交易量不变,而实际上因为税额太高,大多数人都选择不交易或者去伦敦交易。假如税额是5%而不是0.5%的话,我相信交易量会变成零。

作者:Kshir Sagar

链接:「一种税不能获得税收收入就不会产生无谓损失」,这个说法对吗?为什么? – 知乎用户的回答 – 知乎

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有些马后炮,所以我来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各位读者不妨静观后效。

比如,最近知乎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CCF制定的NOIP“连坐”新规?

其中提到,CCF规定

自2017年开始,凡出现选手作弊情况,将禁止作弊选手所在学校参加第二年NOIP。即,作弊选手所在学校禁赛(NOIP)一年。

许多回答都认为这样的规定很扯淡,对此我深表赞同,在这基础上,我还认为,这个规定的结果未必会使得作弊都得到更严重的处罚。考虑到这个“连坐”规定将影响到一个学校的全部学生,因此裁定作弊将会变得更加慎重,甚至一些轻微的作弊根本就不会被算做作弊或者在考点内解决而不上报。此外,这个规定将会不可避免地在学校之间有倾向:一个只有几个人参赛的学校停赛就停赛了,如果是一个每年都有几百人报名,几乎每年都能出集训队的学校,赛区会让他停赛吗?

再比如另一个问题:据说官方宣布GMAT考试最多只能考8次,是真的吗,这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能够理解GMAT面对机经和“刷”考试的无奈,所以用最多考8次的方式来试图提高自己的含金量,然而,除非GRE也马上宣布一生只能考有限次 ,否则GMAT将在面对GRE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估计一生也不会要考8次GMAT那么多,而且,降低了考试次数的GMAT会显得含金量更高;但是对于各大商学院来说,在GMAT只能考有限次的情况下,同时接受GRE和GMAT成绩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既然GMAT和GRE都接受,那么对考生来说,可以多刷的GRE自然显得比GMAT更具吸引力了。

各位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了,虽然我借用了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这个标题,但我并不只是想讨论新西兰这个有关捐精的法案这一件事。在我看来,The most predictable thing ever应该是这件事背后所折射的另一个更加普遍的事实:有许多解决问题的政策或手段是根据人们当前的行动制定的,但是在这些政策或措施实施后,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对象将会改变他们的行动,使得问题无法解决或者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这其实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的想法。经济学原理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是人们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以及进一步如何设计正确的激励使人们做出我们所预想的反应,是一个比这句话复杂得多的问题。

(Photo Credit: “Obama healthcare signature ” by 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Chuck Kennedy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来源:知乎 http://www.zhihu.com

作者:Richard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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